“100年过去了，这期间胰岛素的发展历经动物胰岛素、人胰岛素和胰岛素类似物，在血糖监测以及胰岛素提供装置中也有巨大的改进。目前，对1型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主要通过血糖控制的手段，但仍不能让其完全如正常人一样生活和生存。对1型糖尿病的治疗，无论是胰岛素、器械还是其他治疗方案的研发，仍有非常大的需求和缺口需要填补。” 在由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糖尿病与代谢性疾病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发起主办的首届中国糖尿病和代谢性疾病药物器械研发创新大会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纪立农向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指出。
　　除1型糖尿病外，纪立农也指出，在2型糖尿病、NAFLD/NASH、肥胖、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足等诊疗中，在预测早筛、诊断、治疗及管理方面均有未被满足的需求，糖尿病临床诊疗的提升空间亟待填补。
　　针对第75届世界健康大会决议提出的糖尿病综合管理目标，纪立农认为，除诊断率、血糖控制达标率、血压控制达标率等标准之外，中国应在糖尿病治疗中充分使用有结局保护证据的GLP-1RA、SGLT2i等药物。在药物治疗之外，结合2022 ADA/EASD共识，纪立农教授指出，以患者为中心的2型糖尿病综合管理策略要兼顾心肾保护、血糖、体重和心血管风险因素管理四大目标，以预防并发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为目的，全方位地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
　　在糖尿病管理方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李小英认为，随着糖尿病治疗理念的变迁，以及国家慢病综合防治监控体系的建设，糖尿病管理需要不断创新才能实现糖尿病患者规范化的精准诊疗，改善糖尿病患者预后与生存质量，提高管理效率，减少医疗支出。为此，在对基层卫生服务中心的赋能，可以通过智能化手段，建立辅助决策系统，指导糖尿病患者的管理与治疗。
　　诊疗需求仍未被满足
　　据介绍，糖尿病是以血液中葡萄糖水平慢性增高为特征的代谢疾病群，并发症可致失明、截肢、肾衰、心脑血管疾病等，主要包括1型糖尿病和2型糖尿病，也存在妊娠期糖尿病和其他特殊类型糖尿病。关于1型糖尿病，纪立农介绍，在100年前，胰岛素的发现拯救了1型糖尿病患者的生命，但在如今，1型糖尿病的防治仍有未被满足的巨大需求。即使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根据其全国1型糖尿病数据库，1型糖尿病男性患者的预期寿命仍减少11.5年，女性患者预期寿命下降12.5年。
　　而关于2型糖尿病，纪立农介绍，2021年国际糖尿病联盟估计，当时全球有5.36亿糖尿病患者，而到2045年预计为7.8亿，其中，绝大部分为2型糖尿病患者。目前，很多研发针对更好进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方向，改善患者生存。
　　除1型和2型糖尿病外，纪立农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介绍糖尿病前期的发病情况，根据其团队在2018年完成的全国流调数据，我国糖尿病前期患病人数已基本与糖尿病患病人数持平，或已超过糖尿病患病人数。而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综合全球数据估计，2021年有5.4亿糖尿病前期患者，而到2045年这一数字将上升至7.3亿。
　　与此同时，纪立农也指出，同时解决糖尿病前期问题并治疗2型糖尿病并不现实，因为从卫生资源分配角度，政府和保险公司都难以在糖尿病前期疗法的创新中提供支持，目前的医疗体系在应对糖尿病人群中已显得力不从心，还未准备好进行糖尿病前期的发现、干预和管理。“糖尿病前期是一项社会问题，需通过改善人们的行为来减少形成糖尿病前期的环境，而非通过药物治疗防止其发展成糖尿病。”
　　此外，关于糖尿病的诊断现状，纪立农介绍，目前全球糖尿病诊断率只有约50%，同时，低年龄段人群诊断率较低。根据全国流调数据分析，在20-30岁年龄段，约有80%的糖尿病患者并不知道自身患有糖尿病，而到高年龄段，糖尿病诊断率才相对上升，但未诊断率仍接近50%。
　　关于我国新诊断的2型糖尿病诊断路径，根据登记的新诊断糖尿病队列，纪立农表示，其中，41%的患者是因出现糖尿病症状就医发现，此时发现已相对较晚，出现血糖很高的情况。此外，有38%的患者通过年度查体发现，20%的患者在诊疗其他疾病时发现，1%的患者来自社区筛查发现。因此，纪立农认为。在糖尿病早期诊断方面仍有很大需求。
　　在2型糖尿病中，纪立农认为，青少年的2型糖尿病问题也是需要关注的重点，根据最近在国外发表的一篇综述性文献，根据全球已发布青少年2型糖尿病发病率的总结，青少年的发病率非常高，且目前中国青少年低年龄段发病率为全球最高，患有糖尿病的青少年步入成年后，可能会面临并发症的威胁。
　　根据全国糖化血红蛋白监测网数据的横断面分析，纪立农介绍，无论在哪一级医院，在40岁前被确诊的2型糖尿病患者，相较40岁后诊断的2型糖尿病患者而言，非致死性心梗和中风的发生率都较高，在矫正所有糖尿病危险因素和药物治疗后，仍可看到早发2型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显著增加。
　　智慧系统助力基层糖尿病管理
　　在2022年5月召开的第75届世界健康大会中，一项联合国成员都需落实的决议被通过，其中要求，到2030年糖尿病诊断率应达80%，而目前全球大约只有40%-50%；已经诊断为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达标率应达80%，而现有为50%；已经诊断为糖尿病患者血压控制率应达80%，目前大约在60%左右；此外，40岁以上糖尿病患者他汀治疗率应达60%。
　　对糖尿病的治疗是否可以全部通过药物解决，李小英认为并非如此，糖尿病的管理也许更为重要，作为慢性疾病，糖尿病的管理，必然涉及基层和下沉的问题，而在此前，传统的糖尿病管理实际上并不成功。
　　纪立农也指出，作为一项慢性疾病，糖尿病无法只通过药物进行控制，在2022年ADA/EASD共识中，提出以患者为中心的2型糖尿病整体管理。“以患者为中心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如说我们只提供药物，可能并不能达到所期待的目标，因为我们管理的是人，一个长期患病的人。”
　　“在糖尿病治疗的管理要素中，包括药物、器械、个体化治疗和个体化目标等，此外，还需给患者支持与教育，这些数据通过当前大数据进行决策支持，使患者和医生更有效地管理糖尿病，其中包含很多因素，核心要素包括遗传因素、生活环境、个人行为问题等。” 纪立农介绍。
　　关于目前我国糖尿病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李小英向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指出，当前，医联体在慢病管理中作用不足，三级医院、二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机构缺乏信息互通，目前中国糖尿病管理仍存在知晓率、治疗率、血糖控制率低，同时并发率高、死亡率高，中国2型糖尿病患者平均寿命会缩短6年。
　　目前，糖尿病的防治在临床中面临哪些困难？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峰会主任委员、亚洲糖尿病学会副主席杨文英向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指出，首先是医疗网络尚未完成电子化，缺少完整的数据库记录，目前，国内很多地区希望将慢病管理数据库建立起来，再从数据库队列长期随访中获取数据。
　　其次，我国糖尿病防治也面临群体量很大，但管理能力还存在薄弱环节，杨文英认为，从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到各个地方，管理能力仍有待提高，需通过严格的3级管理制度，将慢病防治下沉基层，而需要会诊的患者再前往上级医院，目前，我国3级医疗网络的建立仍需进一步完善。
　　在卫健委指导下，李小英团队在苏州相城通过基于社区的糖尿病系统搭建，进行基层糖尿病管理，以解决基层全科医生服务能力不足、医患脱节以及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在74万人口的相城区，将其中的10个卫生服务中心、20个服务站点、120个居民小区的信息全部打通。
　　在上述工作中，李小英团队建立65岁以上老年糖尿病队列，通过搜集各种信息，可以观察其中各种并发症和合并症的患病率情况。“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在苏州市相城区老年糖尿病患者中，SGLT2的使用率只有5%，而GLP-1使用率为0，与防治目标差距甚大。”
　　关于基层卫生服务中心的赋能，李小英表示，这不仅是简单的上课，而是建立辅助决策系统，制定强制性的使用标准。目前，其团队已设计出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系统，帮助基层医生调节胰岛素剂量，该系统已授权专利，正在申请CDE注册，以实现辅助决策系统方面0的突破。
　　“该系统医院需要推广至社区，因为目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起始胰岛素的使用几乎没有，胰岛素剂量调整也很少，所以虽然目前胰岛素的使用比例很高，达到40%，但使用质量仍有待提高，存在胰岛素患者的管理问题。我们希望推广上述智能化技术，搭建相关平台，通过社区患者相关信息中心，实现整体药物研发、器械研发与糖尿病管理的一体化。” 李小英指出。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